打工文学,底层情话

那是今年年初,我收到一个寄自江西农村的快递邮包。我十分惊愕,因为江西没有我的亲友,打开包裹一看,是一块腌肘子。查看快递单,寄件人叫吴成丰。就在同一天,我去值班室取报纸的时候,值班人员又递给我一个包裹,说是一个湖南女孩送来的,上楼找我见我不在,便把包裹放在这儿了。我打开一看,是两条湖南产的鱼干。

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谈论打工文学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

摘要:
对打工文学来说,提高文化品位很重要。应该更多地描写农民工在社会、经济转型下灵魂的嬗变与痛楚,表现人的自尊,觉醒,让打工者成为健全的自我主体。就创作者的姿态而言,不能停留在自言、代言或启蒙上,也不能停留

这两件意外的事儿,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快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是来自遥远南方的情意,赠物人都是年轻的打工族。给我送咸鱼干的女孩,是我们楼下餐馆的服务员,想必是她春节回乡探亲归来,给我带了家乡特产。平日,我常到这个小小餐馆独饮,随手带去的报纸和刊物,便顺手送给她。她是湖南岳阳地区的高中生,为谋生到北京来打工,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我想,给她一些报刊能让她与文化相伴,聊以充实枯燥而单调的生活。城巿生活五光十色,每天充满各种诱惑,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清纯女孩,好的书刊还可以成为防腐剂,让她在奋斗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我想,她送来的家乡特产,可能是对我的一种答谢吧。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谈论打工文学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

通过邮政快递送来猪肘子的打工者吴成丰在邮件附言中说,年底家里杀了一口肥猪,便邮来刚刚腌好的猪肘,让我尝尝鲜。我想,农村生活相当清苦,杀上一头猪过年,怕是他们一家人新春时节最大的享受了,我怎么能接受这沉甸甸的馈赠呢。但是东西已经邮来了,退回去,无疑会伤害他的心,不退回去,那猪肘子让我和妻子如何下咽?妻子想出了一个办法,按快递单上的地址给他家寄去200元钱,我俩忐忑不安的心,这才算安定了下来。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上几天,那200元钱又被寄了回来,吴成丰在汇款附言里写上了这样的话:“老师,你们关心过我的冷暖,给过我精神上的火光,我家虽然很穷,但不能花你们的钱。”我和妻子都愣住了。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它作家的参与,加盟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轫,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同样地,打工文学作家经过不断修炼,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作品以更成熟、更深刻的面貌出现,那也会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比如,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关怀来处理题材,这已很难说是打工文学了。但是,必须看到,最初的打工文学,强烈的切肤的真情实感是其根本品质,作者们并不掌握太多的技巧,用一腔热血在书写,故而并无功利色彩。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吴成丰是装修队里的一个油漆工,我和他的相识,缘起于去年冬天他为我粉刷书房。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日子,室外温度已然降到了零下10度,妻子看见小吴只穿着一件单衫出入于楼内楼外搬运涂料,冻得直流清鼻涕,便把我的一件羊毛背心送给了他,让他立刻穿在身上。这个小吴当时挺惹我生气的,他说他不冷,死活不肯收下这件“雪中送炭”的暖身之物,直到我发了脾气,才把毛背心穿在了身上。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觉得这个小青年的自尊心强得有点出格,内心深处似乎对社会有某种仇视。于是,我主动找他聊天,他对我倾吐的话,让我对打工族生活之艰辛,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原来,小吴为谋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曾受过工头的蒙骗,遭遇过社会的白眼,在广州打工期间,还被人打断过肋骨。最最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还是个文学迷——他给我带来了他写的两本厚厚的杂记,其中有古诗摘抄,有对当今诗词的针砭,有对为富不仁者的嘲讽,有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如用文学的标尺去丈量,这些胡涂乱抹的文字还远在文学的门槛之外,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有个性有理想的青年。

是的,“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打工》写道:“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生命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当着陷阱,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我把这个词横着,倒着,竖着,都没找到曾经的味,我流下了一滴泪”。在这些诗句里,浸透了作者作为打工者的痛切体验,非打工者很难有如此沉痛的言说。事实上,像郭建勋《天堂凹》,林坚《别人的城市》,周述桓《中国式民工》,王十月《无碑》,张伟明《下一站》,洪湖浪《牛小米外企打工记》,卫鸦《天籁之音》,曾楚桥《观生》,禾丰浪《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等等,都是一些有深切情感内涵和认识价值的文本,却尚不为我们所关注。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它作家的参与,加盟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轫,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同样地,打工文学作家经过不断修炼,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作品以更成熟、更深刻的面貌出现,那也会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比如,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关怀来处理题材,这已很难说是打工文学了。但是,必须看到,最初的打工文学,强烈的切肤的真情实感是其根本品质,作者们并不掌握太多的技巧,用一腔热血在书写,故而并无功利色彩。

我与他聊写作,谈人生。有一天,我特意到民工们同住的屋子里去看望他,并给他带去一些稿纸和几本书籍。书籍中有我初涉文学时的感悟《文学的梦》,有刚出版不久的长篇小说《龟碑》。在《文学的梦》的扉页上,我特意把英国作家萨克雷在小说《名利场》中的经典之句送给了他:“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我说:“这几句人生格言曾给过我生活的勇气,现在我转赠给你。记得小吴读了这几句话后,立刻对我说:“这对我太重要了,谢谢你,从老师!”

今天,由专业作家和打工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亚乡土叙述的书写潮,打工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现实主义传统的一脉创作,理应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一席

是的,“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打工》写道:“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生命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当着陷阱,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我把这个词横着,倒着,竖着,都没找到曾经的味,我流下了一滴泪”。在这些诗句里,浸透了作者作为打工者的痛切体验,非打工者很难有如此沉痛的言说。事实上,像郭建勋《天堂凹》,林坚《别人的城市》,周述桓《中国式民工》,王十月《无碑》,张伟明《下一站》,洪湖浪《牛小米外企打工记》,卫鸦《天籁之音》,曾楚桥《观生》,禾丰浪《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等等,都是一些有深切情感内涵和认识价值的文本,却尚不为我们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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