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西藏诗歌,西藏诗歌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中新社拉萨7月16日电
“这是西藏民间办的第一份大型诗刊,其中收录的大部分都是藏族诗人作品,以藏族诗人为主的诗歌刊物在以前是没有过的。通过这本诗刊,我发现西藏民间还有这么优秀的年轻诗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在15日晚《西藏诗歌》首发活动上,著名藏族作家、诗人白玛娜珍如是说道。

阿来的《尘埃落定》建立在数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因此在描写麦其土司等藏族土司、刻画土司形象时得心应手,后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川剧、歌剧等。图为歌剧《尘埃落定》剧照。孙可夫摄/光明图片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当日晚间,由拉萨诗院自筹自办的西藏民间第一份大型诗歌刊物《西藏诗歌》在圣城拉萨首发。拉萨诗院院长、《西藏诗歌》主编田勇介绍,创建《西藏诗歌》的想法由来已久,“在这个网络时代,内地诗坛虽然被‘下半身’、‘梨花体’、‘荒诞’等坏了名声,可好诗歌还是有的。藏地的诗歌也被大范围污浊,以前我所见的,皆是些朗朗上口、大量以排比、犹如歌词般的所谓诗歌,内容上还会以歌功颂德、繁华礼赞为主旨。但在西藏生活十年,最让我感动的还是那些隐匿在民间或某个角落的‘忧伤’和‘真情’,这些诗人犹如遗落在角落里的酥油灯,让我看到藏地诗歌的厚实和方向。”

作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再次在文坛引起反响。作品对汶川地震的书写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阿来作品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经验,如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强调文学对民族性、地域性的超越、坚持文学行走等。就行走而言,它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多年后/那个阴雨连绵的季节/瘸腿的喇嘛/念诵着往生极乐净土的经文/牛毛编制的袋子里/安睡着通灵的巫婆/那座神秘的石屋/孤独、破落、低矮/在轰隆的机械声中/化成了一片彩虹/消失在幻境。”

行走是阿来学习世界文学大师写作经验的结果。他在文学访谈《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中曾说:“我突然想起了惠特曼和聂鲁达这样的大诗人,他们把自己敞开,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大地上行走,和土地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和历史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从大地和人民那里汲取力量。他们把个人和雄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整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伊始,阿来就吸取了惠特曼和聂鲁达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挤出或抽取大量时间在故乡——四川省阿坝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行走、漫游与采风,从而为自己的创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使自己的创作同民族、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土壤。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这是《西藏诗歌》第一期收录的康巴诗人秋加才仁的一首诗。

行走是阿来深入民族生活,了解藏族历史、地理、文化与风土民情的重要现实途径,也是阿来获得创作素材与写作资源的直接渠道。就阿来而言,行走并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赏风景,也不是浮光掠影地记录风俗,而是深入到故乡与各族民众的生活中去,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众疾苦,收集历史传说、故事与地方史料,探寻文化遗迹,与民众进行交流、对话,从而获取宝贵写作素材与资源。因此,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行走的重要收获,并从藏族口传文学中吸取了宝贵写作资源。诗歌《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是他三十岁时行走阿坝地区与若尔盖草原的成果。代表作《尘埃落定》更是建立在数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特别是搜集了十几个藏族土司的历史记载,因此在描写麦其土司等藏族土司、刻画土司形象时得心应手。因为行走中广泛搜集了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故事,阿来因此把阿古顿巴的精神血液,适度地移植到了小说主人公傻子二少爷身上,也为傻子二少爷找到了民族文化源头。他的神话重述小说《格萨尔王》,因为要对藏族《格萨尔史诗》进行神话重述或小说改编,所以在创作前他多次到青海省格萨尔故乡进行详细的文化寻访,与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座谈、交流,广泛搜集格萨尔民间故事。

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在组诗《拉萨欢歌》中,他从拉萨的地貌、山川、河流、街市、屋宇、村寨、牛羊等当地的景物人事出发,抒写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藏族诗人感动着我,但他们大多数都没有在刊物上发表过。”田勇继续说道,“与其把这些这么好的藏族诗歌散落高原,不如统一成集,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行走也是阿来联系各族群众情感的主要纽带,是阿来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升华思想情感、获取与强化创作激情的重要条件。通过行走,阿来把文学的根系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中,植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把创作的情感同人民的生存图景、喜怒哀乐紧密联结在一起。阿来曾这样反思:“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他认识到,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作家的归宿,作家不过是人民的“赤子”,而创作不过是作家对人民的回报;只有行走大地,深入民间,作家拥抱广博与深沉的大地,才能加深对祖国的感情,才能与人民、同胞建立血肉联系,作家才能超越自我、个人生活的局限与狭隘的情感,开阔胸襟,真正获得文学的力量,作品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创作30多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心灵时时游历”,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并由此建立起了与同胞、人民的血脉关系,从温热的大地中获得了充实而强大的情感与精神力量,捕获了创作的灵感,乃至“将写作从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为此,阿来不顾旅途的劳累、饥饿、孤独与危险,如同行呤诗人或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穿行在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或草原、高山与峡谷之间。翻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非虚构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作品,不难看出他行走中的坚实足印,不难看出他与民族、同胞、国家建立的深厚情感,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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