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获取创作的源泉,70年来云南文学的五个特征

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边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边地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重视。它以独特的地域性特质,为中国当代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阿来的《尘埃落定》建立在数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因此在描写麦其土司等藏族土司、刻画土司形象时得心应手,后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川剧、歌剧等。图为歌剧《尘埃落定》剧照。孙可夫摄/光明图片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的70年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只能时而重返文学的密林,时而腾飞于密林的上空,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奇,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我立足于西藏这片土地进行写作。从自然地理来讲,西藏是世界第三极,广袤的土地上有连绵的雪山、高耸的冰川、开阔的草滩、原始的林海,特殊的自然地理塑造了藏族先民勇敢、粗犷、质朴、坚韧、热情、智慧的生命品质。从文化传承上讲,西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独特,藏传佛教影响深远。藏族先民信奉万物有灵,对自然万物与万众生灵心怀敬畏和感恩。这些地缘文化不仅培养了藏民族的诗意人生和诗性情怀,也为藏族诗歌注入了特殊的气脉,造就出格萨尔史诗的豪情粗犷、米拉日巴道歌的澄明通透、仓央嘉措诗歌的深情委婉、萨迦格言的通俗睿智以及民间诗歌的热情奔放。

作家阿来的最新长篇小说《云中记》再次在文坛引起反响。作品对汶川地震的书写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阿来作品的成功具有多方面经验,如学习、借鉴世界文学大师的经验,强调文学对民族性、地域性的超越、坚持文学行走等。就行走而言,它构成了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阿来文学创作的源泉、动力与保障。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70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就已经诞生。在中国新诗诞生初期,云南就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开始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的优秀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世纪初到40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70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这70年的云南文学,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也集中体现出一些显著的共性特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广大诗人和其他文艺工作者一起,积极融入新的时代语境,用手中的笔书写新时代的颂歌。

行走是阿来学习世界文学大师写作经验的结果。他在文学访谈《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中曾说:“我突然想起了惠特曼和聂鲁达这样的大诗人,他们把自己敞开,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大地上行走,和土地在一起,和大自然在一起,和历史在一起,和人民在一起,从大地和人民那里汲取力量。他们把个人和雄伟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整个人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作伊始,阿来就吸取了惠特曼和聂鲁达两位世界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挤出或抽取大量时间在故乡——四川省阿坝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行走、漫游与采风,从而为自己的创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使自己的创作同民族、人民与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获得了丰厚的生活土壤。

作家群的涌现

地域文化是一个人最初的成长环境,对人的思想意识、性格气质的养成起着重要作用。在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在每个时代的西藏诗人的作品中,故土乡情以及根植于血肉中的地域文化传统始终是纵情歌咏的落笔处。

行走是阿来深入民族生活,了解藏族历史、地理、文化与风土民情的重要现实途径,也是阿来获得创作素材与写作资源的直接渠道。就阿来而言,行走并不是走马观花式地观赏风景,也不是浮光掠影地记录风俗,而是深入到故乡与各族民众的生活中去,考察山川地理,访问民众疾苦,收集历史传说、故事与地方史料,探寻文化遗迹,与民众进行交流、对话,从而获取宝贵写作素材与资源。因此,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行走的重要收获,并从藏族口传文学中吸取了宝贵写作资源。诗歌《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是他三十岁时行走阿坝地区与若尔盖草原的成果。代表作《尘埃落定》更是建立在数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特别是搜集了十几个藏族土司的历史记载,因此在描写麦其土司等藏族土司、刻画土司形象时得心应手。因为行走中广泛搜集了藏族机智人物阿古顿巴的故事,阿来因此把阿古顿巴的精神血液,适度地移植到了小说主人公傻子二少爷身上,也为傻子二少爷找到了民族文化源头。他的神话重述小说《格萨尔王》,因为要对藏族《格萨尔史诗》进行神话重述或小说改编,所以在创作前他多次到青海省格萨尔故乡进行详细的文化寻访,与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座谈、交流,广泛搜集格萨尔民间故事。

“作家群”现象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

恰白·次旦平措是新西藏较早用诗歌抒写时代新气象的诗人。在组诗《拉萨欢歌》中,他从拉萨的地貌、山川、河流、街市、屋宇、村寨、牛羊等当地的景物人事出发,抒写拉萨翻天覆地的变化。

行走也是阿来联系各族群众情感的主要纽带,是阿来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是他升华思想情感、获取与强化创作激情的重要条件。通过行走,阿来把文学的根系深深地植入大地之中,植入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把创作的情感同人民的生存图景、喜怒哀乐紧密联结在一起。阿来曾这样反思:“我在老家徒步旅行,接触民间生活。我常常想说,我们爱国家、爱土地,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怎么建立?你要寻找,要感受,要体现,而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他认识到,为祖国、为人民而写作是作家的归宿,作家不过是人民的“赤子”,而创作不过是作家对人民的回报;只有行走大地,深入民间,作家拥抱广博与深沉的大地,才能加深对祖国的感情,才能与人民、同胞建立血肉联系,作家才能超越自我、个人生活的局限与狭隘的情感,开阔胸襟,真正获得文学的力量,作品才能真正获得强大生命力。事实上,创作30多年来,阿来用双脚,更用一颗赤子之心——“用心灵时时游历”,走过了青藏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走过了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流域、岷山深处与宽广辽远的若尔盖草原,走过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的故乡与高原圣地拉萨,并由此建立起了与同胞、人民的血脉关系,从温热的大地中获得了充实而强大的情感与精神力量,捕获了创作的灵感,乃至“将写作从业余爱好上升为终身的事业”。为此,阿来不顾旅途的劳累、饥饿、孤独与危险,如同行呤诗人或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穿行在西藏高原的山山水水或草原、高山与峡谷之间。翻开他的长篇纪实散文《大地的阶梯》、非虚构文学《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等作品,不难看出他行走中的坚实足印,不难看出他与民族、同胞、国家建立的深厚情感,以及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当新中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等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讨论。丰富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们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婚礼歌·藏族民间长歌》是藏族诗人饶阶巴桑60年代创作的新诗。在诗中,诗人这样歌咏牧人眼里的马:“马头像纯金的宝瓶一样,/愿金宝瓶盛满吉祥。/马眼像天上的启明星一样,/愿启明星闪耀吉祥。/马牙像三十颗贝壳一样,/愿三十颗贝壳带来吉祥。/马舌像锦缎的彩旗一样,/愿锦缎的彩旗招引吉祥。/马鬃像蓝宝石的玉环一样,/愿蓝宝石的玉环圈来吉祥。/马尾像透明的丝线一样,/愿透明的丝线扬起吉祥。”这首诗从牧人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下笔,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新生活的喜悦。

行走还是阿来强化创作真实性、寻求文学新的表现方式的重要路径。阿来特别推崇国外非虚构文学作品,特别是惊叹于白俄罗斯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依靠真实性而爆发出的强大艺术力量。为此,阿来新世纪以来积极借鉴国外非虚构文学的写作经验,并开启了自己的非虚构文学创作之旅。《大地的阶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云中记》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阿来往往进入历史、文化的故地或现场,依靠行走中获得的珍贵文献,近距离探寻与追溯历史的踪迹、文化的源头与人事的变迁,从而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与真实的艺术感染力。

从这批军旅作家身上,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在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特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价值趋向。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不只是本土作家,就连走进这片土地的外地作家,在有了多年的藏地生活经历之后,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藏地文化的影响力。马丽华1976年入藏从事文字工作,她的诗歌大多都是以藏区生活为题材。例如在1987年创作的《朝圣者的灵魂·即兴诗》,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对英雄格萨尔的敬仰和对七姐妹执著爱情的肯定,从素材到情感都深受藏族文学的影响。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至少还有3个:一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在新世纪广受关注的“昭通作家群”。

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推进,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诗歌的地域性被重新强调。西藏的诗歌因其悠久的诗歌传统与地缘特色在地方性写作方面被广泛期待。而西藏诗人也不负期待,在诗歌的地域性书写方面积极开掘。

上世纪80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等作家为代表,形成了“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他们的作品淡化了“宣教”传统,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沈石溪更是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

吉米平阶的叙事长诗《纳木娜尼》取材于西藏古老的神话传说,讲述了神山岗日布其和圣湖纳木娜尼之间真挚的爱情故事,想象神奇,气势如虹。白玛娜珍的爱情诗,意象独特,意境超俗。以她的《爱的光和电》为例:“那份神秘滋生着寂静/如此我的心像一枚初生的卵/在湖水的中心/凝聚着天空和大地的精气/我仍然不急于生/在死亡还没有降临前/还是复归于寂静吧/在寂静中等待/满盈着爱和光明/所以我的内心要从爱你做起/接纳每一个源自爱的生命”。诗歌中充满了藏地文化的神奇与静谧。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务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在这个诗群中,发表过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都很年轻,沉迷于诗歌创作。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大都是少数民族诗人,作品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漠、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击时的焦灼与无奈、对本民族的深沉之爱等。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呈自然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

陈跃军从1997年入藏,在这里工作20多年,创作了多部西藏题材的诗集。他的诗歌情感热烈、自由奔放、朴实真挚,充溢着西藏民间诗歌的丰富信息。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世纪之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可以说,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生生不息,他们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一些作品产生了广泛影响。夏天敏、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昭通作家群受到良好评价,是因为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以现实主义精神书写人与环境的抗争、与命运的抗争。

陈人杰是2012年入藏的援藏干部,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西藏文化典籍,走访西藏的神山圣水。他的《西藏书》积极吸纳西藏地方性知识:《伟大事物的反光》传达出忘情山水的自得与喜悦,《磕长头的人》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木碗》呈现心境的澄澈与通达。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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