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文集,妇女指导委员会与抗战时期的妇女动员

穷干,不可浪费的干;

新近在广西,我们发现山洞学校。空袭的时候,广西的人民几乎一半是在山洞中,为

[82]
《我们的工作在乡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63页。

时到现在,还有人是这样为教育而教育。教员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17]
《蒋夫人发起召集的妇女界谈话会闭幕并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叫他去买一服药,他说功课忙。

一、 提高生活水准

战地服务组原拟组织队伍赴前线协助军事工作,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改为成立战时乡村服务队深入战区农村,动员群众,以达到军民合作为目的。服务队队员的任务,是与民众保持密切的接触,在民众与军队间作联络工作。她们首先采用施医赠药的方法,作普遍家庭访问,按保宣传,并用土语演剧发动晚会、国民月会及各种纪念会;经过两周普遍宣传,接着进行组训工作,在各县设立家庭妇女训练班、儿童训练班、托儿所、女工训练班、伤兵识字班等。[19]在湖南工作期间,战时乡村服务队开展工作的区域有10个县86个乡,受她们知识训练的乡村妇女有11338名,受她们医药卫生方面服务的乡民有37640名,此外训练了15738名的入伍壮丁、1570名难民、58305名儿童、12284名伤兵,设立了10余个托儿所,以及进行各种宣传工作。[20]

战时要征兵,教育就要到壮丁的队伍里去,使所有的壮丁都踊跃服兵役,携孥从军,把我们的兵源者成取之尽用之无穷,这亦是很重要的问题。

这,无疑地是我国今日当务之急。

1940年2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六周年纪念广播演讲中特别提到妇指会的工作成绩:“抗战以来,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策动之下,我们女界同胞参加战地服务,已经显著的功效,他如保育儿童,已经成立了四十八个保育院,保育了几万名的难童,设立纺织实验区,蚕桑实验区,组织新运妇女工艺社,设立抗战家属工厂,对于增进生产,也有很伟大的贡献,这实在是最可欣喜的现象。”[52]同年3月8日《中央日报》发表《祝三八节》的社论:“抗战军兴,中国各方面都进步,其中以妇女运动,进步最速,成效最著”。自从妇指会成立后,“中国妇女运动,遂获得指导中心,因而造成它划时代的进展。一年半来,我国妇女界,在该会领导下,成绩异常卓越”。[53]

战时有了伤兵,教育就要到伤兵那里去,有了五百个伤兵病院,就要当作五百伤兵学校办。伤兵没得教育,恶劣的影响是不堪设想的。伤兵得到了教育,所发生的力量,是非常宏大的。他们在后方可以提高民气,在前方可以影响士气,这是浅而易见的道理。

生活教育社从事了好几个运动;最初,针对着广大乡村的落后,就掀起了乡村教育运动。到了都市,为了矫正教育的私有与独占,就展开普及教育运动。直到日人步步侵略,华北汉奸猖獗,处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就以国难教育配合着当时的需要。抗战开始了,一切都要服从抗战,国难教育就沿进为抗战教育。现阶段的抗战是全面抗战,所以现在要展开全面教育来配合全面抗战的需要。全面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教育展开到我们的前方和日人的后方去。对象不仅是青年、壮丁,而且包括小孩与老太婆。……这几个运动的形式虽然不一,而其中心却只有一个,就是普及教育运动,不过它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吧了……

联络委员会以大部分时间协助重庆市的妇女工作,但并未忽略在实际工作中对各地妇女团体的推动与扶助。为了加强各地对某种工作的注意,联络委员会经常发出号召的信件,用工作来动员各地妇女。例如:每逢“三八”纪念,联络委员会事先召集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共同商讨纪念的办法,拟订“三八”纪念纲要,寄往全国各地。纲要包括纪念办法、宣传大纲、大会程序、游行的布置、标语、口号、纪念歌等;1939年双十节,宋美龄号召全国妇女完成50万件寒衣工作。联络委员会向全国妇女指出纪念双十节的任务,并希望以寒衣运动为中心开展工作;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后,联络委员会即号召重庆妇女注意这一问题,先后举行了7次宪政座谈会,并致函各地妇女团体宣传宪政运动的重要性,要求以各项工作予以配合;在联络委员会主持的重庆市各妇女团体谈话会上,邮务工会妇女协进社的代表提出已婚邮务员的痛苦,吁请予以援助,于是在共同的要求下,联络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妇女职业问题座谈会。而且,联络委员会在致各地妇女团体的函件里,均指出妇女职业问题的重要,推动更多的妇女,为了她们的切身利益,参加争取职业平等权的斗争。

凡是战时所发生的集团,教育就要展开到那儿去。

纵谈战时各种教育问题

各部门负责人均由宋美龄聘请。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分别担任正、副总干事;救国会的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分别为联络委员会主任、文化事业组组长和训练组组长;无党派人士俞庆棠、谢兰郁分别为生产事业组组长、总务组组长,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经济干事钮珉华为儿童保育组组长;国民党方面的唐国桢、陈逸云、黄佩兰分别任慰劳组组长、战地服务组组长和生活指导组组长。史良评价:改组扩大后的妇指会,是一个“从来所没有的崭新而充实的领导全国妇女团体的总机构”,“最可欣幸的,就是担当这些工作的领导者,都是由该会指导长蒋夫人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而在妇女界中选拔任用,不仅打破了狭小的人事的关系,更超越了党派的限制”。[9]邓颖超也指出:妇指会“包括着各方面的妇女参加,这就不能不使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呈现出新的动态与进展”。[10]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把教育开展到敌人的后方,使伪政权不得成立,日本的反战运动强化起来,展开到全世界去,使国际上的援助益为积极。

二、 启发警觉性

[5]
《蒋夫人发起召集的妇女界谈话会闭幕并发表告全国妇女同胞书》,《新华日报》1938年6月8日,第2版。

   做孤哀子忙。

了逃避飞机而钻进山洞里去空过几个钟头、或半日、或几天,没有事情干,实在是很可惜的。山洞教育的可能,第一是因为山洞是天然的安全教室,用不着一个铜板的建设。第二是老百姓钻进来,不愁没有学生。第三是在避难群中,什么类型的分子都有,亦不愁没有知识分子可以在山洞充当教师。山洞学校的课程内容是男女老少什么人都应该学习。可以学习抗战的知识和各种抗战应用的技能。现在广西省政府已积极在训练山洞学校的指导员。山洞学校亦就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比方老太婆肩上压了一个担子,双手还要拉着小孩。这时,在进入山洞避难途中,青年人就应该帮同抱小孩,帮同挑东西,让老小好好地避难。这种“服务”,就是“生活教育”的精神。换句话说,生活教育应该“跟老百姓走“,跟到山洞去,跟到树林去,跟到……什么地方去。一切的道理与办法都“跟老百姓走”五个字演绎出来。但是,亦不是跟老百姓逃难,而是从乱七八糟的逃难群中整理一个条理出来,使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使难民成为斗士。

[39]
《生产事业的一斑》,《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5—59页。

兄弟很不赞成他的意思,所以写了一首诗来答复他:

三、 培养创造力

1941年6月,沈兹九在《大众生活》发表《回忆妇女大团结》一文,称赞妇指会及其直属机构的工作成效:“由于总会——妇指会的起模范作用,各地分会——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也相当能在团结合作的原则下,罗致人材,大规模地开展工作。例如贵阳广西等省的妇女工作,确实开展得很快,而且也很实际。所以在一个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和各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斐然成绩,好像一颗巨大的彗星,带着万道光芒,在黑暗的天空出现。”[61]中共秘密党员子冈以《大公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活跃于重庆妇女界,与妇指会时有接触,1942年7月,她在《妇女百像》中写到:“重庆妇女团体除妇工队外,也仍然要以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慰劳总会、儿童保育会为依归。妇女指导委员会几年来的工作已扩大了新生活的含意。在办公处看看也许很有味道,但她们却有着长长的触手:伤兵、工厂、乡村、战地服务队,几年来干训班近千学生从事着这些工作,上面有指导员领导。在松溉、白沙,有纺织蚕丝实验区,有抗属工厂。”[62]

    妈妈病倒在床,

 

要有效推进妇女的组织与动员工作,充裕的经费是相当重要的。1940年2月,史良在《妇女生活》上发表《全国妇女组织现状与我见》一文,谈到各地妇女组织的经费问题:“除了极少数地方的妇女工作,已得到政府协助外,许多地方,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扶助,并且还被藐视而不得谅解。欲求经费之补助,毫无希望。素无经济权的妇女,要在得不到当局切实协助的环境之下开展妇女工作,当然非常困难。”[68]因经费困难,各地妇女团体不能多训练干部,充实妇运的指导者;不能举办生产事业,无法改善妇女生活,组训工作不能顺利进行;生活费不够,不能维持办事人与指导者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人形容:各地妇女工作者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没有人援助”[69],只有希望妇指会替她们解决困难。

最近,又是在广西晤见这位老朋友,他又是问我:你看中大要不要再从广西搬到云南去?我的答案是:“不要搬!不要搬!不要搬!”理由是云南离广东太远了,在广西还可以参加保卫广东的工作,用搬迁费来构筑防空壕是绰绰有余裕的。第二个原因,是云南的大学太多了,实在再没有添加一个的必要。

 

[70] 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工作八年》,第4页。

战时有了难民,教育就要到难民那里去,使得消耗的赈济成为生产的力量。

生活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扼要地说:

1939年7月,生产事业组受妇女慰劳总会的委托,在江津白沙设立了抗属工厂——新运纺织厂。该厂成立的目的是训练抗属生产技能,一方面使她们自给自养,减轻家庭负担;一方面从事生产,增加抗战力量。[40]出品有各色毛巾、布匹等等。新运纺织厂的创办使一部分抗属除有安身之所外,也获得了足以自食其力的技能。生产事业组用实际工作来号召妇女们参加生产的队伍,在妇女大众里面起了一种模范作用。至1944年7月,共动员52282名妇女参加蚕丝、纺织、手工艺各个生产部门。[41]

可是我并不是机械的反对在云南办教育,倘使那里最高学府不太多,而又念念要把力量输送到前方去,那末,是没有人反对的。

这实在是可喜可慰的佳音。晓庄之再生,象征着教育之黎明,象征着民族的复兴。

但是,妇指会自身也存在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妇指会主要有两个经费来源:一是海内外捐款,二是政府补助。事业费向各方捐募,行政费请政府拨给。[70]张蔼真在工作总结中指出:“我们的经常费是非常有限的,所有事业费全靠各方捐助,捐款有限,于是事业即不能如理想那样的进行。”[71]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捐款来源受了限制,而政府补助各费,一时又不易批准,这往往使各部门负责人一筹莫展”。[72]妇指会对其附属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央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不提供经费。一般来说,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由省政府给予经费补助,各机关新生活妇女工作队推动工作所需的经费则由各队队员自筹。对直属团体如此,无法提供经济援助,就更不用说其它妇女团体了。

回忆几个月前广州未沦陷以前,中山大学有位朋友问我:你看中山大学要不要搬?我的答案是:“快搬!快搬!快搬!”理由就是:仪器是要钱买来的,训练了一个大学生也不是容易的。可借他们不搬,等到广州沦陷遭着莫大的损失。

将在桂林成立晓庄研究所,在各处展开教育研究工作。凡是战时发生的教育问题,如军队教育问题、壮丁教育问题、伤兵教育问题、难民教育问题,……都是目前急待研究的教育问题,很需要提供实施的方案贡献给政府与各方面的参考与施行。这次来港的任务,就是要来筹备一切。

[4]
沈兹九:《抗战四年来的妇女运动》,《妇女知识丛书》第10辑,妇女知识丛书出版社1941年版,第2页。

    叫他倒口开水,他说功课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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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动员总机构的确立

快干,不可慢慢的干;

关于生活教育社原有十几年的历史,亦干过不少的工作;直到本月十五日才在桂林正式成立案成立,重新展开工作。

由上表可知,训练组所办历届干部训练班受训总人数为1256人,毕业总人数为1111人。除高级干部训练班大部分学员仍回原省外,其他学员被分派至妇指会各部门工作,有的编成乡村服务队、伤兵服务队、工厂服务队,派往乡村、医院、工厂服务;有的派往乐山蚕丝实验区、松溉纺织实验区从事生产事业;还有的则派往各地保育院担任难童教养工作。

   写祭文忙;

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没有政治力量的推动很难开展工作。乡村服务组的工作报告即指出:“服务队的组织既不列入行政机构中,工作时就没有政治力量作后盾。”“没有政治力量做后援的服务队,在乡村里工作小心翼翼谦恭和蔼的要求着那些顽固的先生们赞成她们来替社会服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82]因此,服务队员们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打通人事关系,否则寸步难行。乡村服务组组长谢纬鹏在《坚苦卓绝的垦荒工作》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工作必须与地方政治力量相配合,否则不易推动。推不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老百姓认识不够,不加以政治力量的强迫不能动员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不配合当地的政治力量,则各阶层的行政机关不仅不予以工作上的便利,反在有形无形中予以留难,各地政治力量很少自动的来配合我们的工作,必须我们绞尽脑汁去争取配合,这常成为我们工作上的重大困难。”[83]张蔼真更痛切地指出:“没有工作比妇女工作更为困难的了。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各地妇女工作被社会上瞭解而予以协助的固然不少,然而蔑视的也仍然很多。”[84]虽然蔑视妇女工作的某些言论与思想,使妇指会的工作蒙上了阴影,但张蔼真表示“我们并没有为此灰心,颓丧,畏缩”,“我们勇敢的正视现实环境,坚毅地与各种困难搏斗”。[85]

抗战的全面教育

[47]
张蔼真:《纪念蒋鉴女士》,《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80号,1940年11月5日,第4版。

抗战建国是要

[84]
张蔼真:《一年来的妇女工作——为时事新报元旦特刊而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1期,1943年1月,第8页。

抗战发生以后,还有人是不承认“战时教育”的。当兄弟在国外的时候,就听到某大学校长大发其高论,说什么战时教育没练过,不知怎样去办,接着就是拿“百年大计”的招牌出来掩护。

[53] 社论:《祝三八节》,《中央日报》1940年3月8日,第2版。

    他写讣文忙,

妇女动员工作的成效

    叫他请医生,他说功课忙。

[38]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致财政部孔部长公函(1939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963。

                                   
(原载1939年1月22、23日香港《申报》)

[69]
张建华:《如何解决妇女工作的困难》,《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第54号,1940年5月6日,第4版。

真干,不可假干;

[3]
《今年怎样纪念三八》(1938年2月22日),《妇女生活》第5卷第9期,1938年3月1日,第3—4页。

其实,这是浅而易见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中国改成战时的中国了。我们一切的生活与活动都应该适战时的需要,谁亦不能躲避,教育亦当然不能例外。

妇女工作是需要妇女干部来推动和领导的。由于工作认识不够,待遇清苦等原因,妇指会的干部不断流失。1943年7月,张蔼真在《迎接第六年——为本会五周年纪念作》一文中对工作人员提出期望:“本会是一个民众服务团体,待遇比较的低,在目前这种生活程度下,有许多人为了担负之重,不能安于这个工作,纷纷往待遇高的地方溜去,或者是受不起一点挫折,经不得一点风浪,便引身而去。对于这些同志,我们不忍责备,也不愿责备。但是为了这个工作,我们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够牺牲一切,任劳任怨,坚守在本身岗位上啊。”[77]

凡是假干、浪费的干、分裂的干、慢慢的干、或是小小的干,都是可疑,我们应当追求证据,分别奸庸,来他一个适当的处置。教育要通过生活才是有效的教育;抗战教育要通过抗战生活才是有效的抗战教育。

[36]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概况》,《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致振济委员会公函(1939年4月11日)》附件,中国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835。

    等到妈妈死了,

[10]
邓颖超:《二期抗战中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1939年10月14日,第4版。

今天是香港中华艺术的协会干部训练班开学的日子;兄弟得来参加这个盛会是觉得十二分高兴的,刚才看到你们所有探讨的许多重要问题,亦使得我非常欣慰。现在,我所要讲的题目,就是你们所约定的“战时教育”这一个问题。

[54]
《论今年的妇女运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19期,1941年1月10日,第4版。

但是,我亦不反对同时在后方办教育。只是不要老八股与洋八股罢了。我们要把次要的课程搬出来,加上符合抗战的需要的课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应该遵守的:就是后方的组织与训练应该与前方的需要相配合。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晤见了一位医学院的院长,当时南我就敦促他赶紧训练医学人才,为抗战出点力量。那位院长很得意地说:“老哥,医学不像别的东西啊,要能够服务,超码总得五年,并不是可以马虎的。”当时我的答复就是:“现在前方将士死于疟疾,死于痢疾,死于流血不住的占最多数。请问训练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人才要不要五年?”“那么,假如是培养这样的人才,是无须这样长久了!”“那就对了!老哥!请你快快训练一大批这样的人才去医治我们前线的将士,去救救我们英勇的将士。至于要养成解剖与取出子弹的人才,我不反对你的五年训练。”后方的组织与训练要与前方的需要相融合,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2]
史良:《妇女动员中的一点意见》,《妇女生活》第5卷第8期,1938年2月15日,第9页。

因此在后方办教育,是不可在百年大计的盾牌下躲懒,要时时刻刻顾念到抗战的需要,即是顾念到建国的需要,倘使抗战不成,什么都完,所谓百年大计,都变成奴隶之计,所以最要紧的,在后方办教育首要在增加抗战的力量,否则躲在山洞里,仍旧为教育而教育,那便是逃走教育。

武汉失守后妇指会迁至重庆,重视健全本身机构的工作。除了原有的八组一会外,1939年10月增设乡村服务组,由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社会学系、曾任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的谢纬鹏担任组长;扩大工作部门,干部由20余人增加到100余人[12],直属妇指会的工作人员,在4000人以上[13];而且推动各省以及海外华侨组织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在重庆各中央机关设立新生活妇女工作队,形成了一个辐射国内外的庞大的妇女动员网络。至1944年7月,妇指会包括12个省分会、10个美国华侨分会和34个新生活妇女工作队。[14]

    遍地发瘟,

[59]
顾群英:《回忆军事委员会战干团女生大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40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68页。

教育是民族解放的武器,人类解放的武器。不展开到整个民族,整个人类,不够称为全面教育。

妇指会不仅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而且本身举办了一系列事业。训练组妇女干部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一千多人,分散到战地、乡村、工厂、医院、生产实验区及保育院,动员大批的民众参加抗战工作,鼓励前方的士气,教育及部分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救护伤兵,保育儿童。[50]时人评论:妇指会“是一个说着做着的机关,她可以给那些只有会的名而不做工作的会来一对照,使她们也相形见拙地工作起来”。[51]

某校长不办战时教育,不研究战时教育,就得辞职,否则坐吃国家的薪俸,实在是很笑话的。

[42]
宋美龄:《我将再起——妇女与家庭》,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卷1,第172、175页。

亦许有人要说,小孩子与老太婆有什么用呢?其实,小孩子要是像台儿庄的孩子唱歌队,把那个姓黄的小汉奸变成小战士一样——那姓黄的小孩中了日人的欺骗,做了小汉奸之后,因为受儿童宣传队所感动,就举手忏悔做汉奸的经过,并向我军报告敌情,炸毁了敌人的火药库、枪械等等。从小汉奸而变成小战士了——老太太则能够像赵老太太一样,抗战的力量不知要增加多少倍呢?所以,教育要展开到小孩和老太婆的队伍里去,展开到整个民族去。

[72]
张蔼真:《检查工作巩固工作——本会四周年纪念勉全体工作同志》,《妇女新运》第4卷第7期,1942年7月,第2页。

我们自身的教育在过去是片面的,现在亦应该全面起来,全面的自我教育。就是要:看、想、玩、谈、干。当然我们有两眼,就得看;有脑袋,就得想;有张嘴,就得谈;有疲劳,就得玩;有双手,就得干;我们要为干而看,为干而想,为干而谈,为干而玩,干是生活的中心,亦即教育的中心,干什么?抗战建国!

全面抗战开始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内出现了空前统一与团结的局面。妇女运动也随之出现了新的动态,从过去仅为自身谋解放争权利的斗争,到动员妇女投身于慰劳前线将士、战地服务、救护等有利于民族抗战的实际工作。同时希望制定具体的动员方案和建立总的领导机构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大干,不可小小的干;

[11]
《欢迎妇女指导委员会》,《妇女生活》第6卷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第1页。

第二期的抗战是全面抗战,对于教育的要求就是全面教育。全面教育的意思,就是说,要将教育展开到前方与日人的后方,以至于整个的世界,使全世界都觉悟起来扩大反侵略运动,这是就空间而论。就对象而言,教育并不是少数少爷小姐们,有钱、有闲、有面子者的专利品,而是应该把教育展开到全部的青年去,全部的儿童,全部的壮年,全部的老人,连全部的老太婆都在内。

我被分配在四川省南川县乡村服务队,协助地方政府宣传抗日救国,办成人、妇女、儿童扫盲识字班。当时农村文化落后,有的高小毕业生就可以当老师,每逢纪念节日,出墙报,画漫画,刷标语,演话剧,协助当地政府开展禁止吸毒活动,教驻军唱抗日歌曲,慰劳伤病员等。……我们离开时,当地民众和我们依依惜别,尤其是我们教过的一些学生,把她们亲手绣制的手帕袜子底赠给我们,乡政府送给我们一面锦旗,以表彰和感谢我们乡服队在实习工作中为当地政府和民众所做的大量工作,大家流着眼泪,燃放鞭炮,一直把我们送得很远很远,这一感人的送别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59]

他们干着平时教育,就是在百年大计的招牌之下过其超然的生活。我们大家的妈妈——中华民族是怎样的创痛危殆,他是不管的。直至妈妈死了,他倒亦会忙于做讣文、忙于做孤哀子。

生产事业组以训练后方妇女生产技能,推进后方妇女生产事业,藉增国家抗战力量为宗旨。[36]由于四川省在抗战期间的重要地位,1938年8月,生产事业组奉命赴四川,以策进后方妇女生产工作。鉴于本身力量非常微弱,经验也不足,生产事业组决定先进行试点,设立了松溉纺织实验区和乐山组织蚕丝实验区。

合干,不可分裂的干;

庐山妇女谈话会制定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发表后,1938年8月,署名“金枫”的作者撰文发表意见,认为:妇女指导委员会是一个总的指导机关,而不是一个推行机关,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各省市各县以及一般的村乡,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是负责总的设计,并指导协助各省工作的进行。在人力和财力可能的情况下,指导委员会当然也可以从事实验,但是实验工作仅是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一部份,而且在目前不是急要的工作,目前最急要的工作,应该先派员往各省协助,将各省市的动员妇女的机构迅速地建立起来,并开始训练干部,筹划各省动员妇女的工作步骤。[73]

[78]
左诵芬:《生活指导工作总的报导·检讨·和展望》,《妇女新运》第2卷第9、10期合刊,1940年10月,第16页。

改善妇女生活,是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的重要前提。生活指导组负有领导全国妇女生活改善的任务,工作分为两方面:一是工厂女工生活的辅导与改善,一是普通妇女生活的改进。

[49] 黄仁霖著:《黄仁霖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24]
《我们在四川的乡村工作》,《妇女新运》第5卷第2期,1943年2月,第24—25页。

战时服务队除一般工作外,特别从事伤兵工作。1940年1月和10月,中央军校妇女工作队救护人员训练班学生41人和81人来妇指会补训,两期补训班学员受训期满后均加入战时服务队工作,分发万县、白沙、江津、合江、江北等地伤兵医院服务。战地服务组的工作,提高了士兵以及民众的抗敌情绪与战斗精神,特别是改善了军民关系,促进了军民合作。

[80]
张建华执笔:《妇女工作应否列入地方行政机构的商榷》,《妇女新运》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30日,第4页。

[22]
宋美龄:《我将再起——中国妇女工作》,蒋夫人思想言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夫人思想言论集》卷1,第204页。

战时妇女动员的展开

[15]
《联络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概况》,《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三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7月1日,第52页。

要使将士们在前方安心作战,必须使他们的家属生活安定而有保障。慰劳组设立抗属服务队,负责调查、挨户访问,了解抗属的实际生活情况及家庭情形,并分别给予帮助。比如代写书信,解除纠纷,协助婚丧喜庆事宜,散发慰劳款等。为解决抗战军人家属的生活困难,慰劳组先后设立了白沙纺织厂、北碚纺织厂等抗属工厂,训练抗属,授以各种生产技能,使她们能自食其力。并附设慰劳品缝制工场,专为伤兵缝衣,工人多为出征军人家属。

要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事业,必须从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地位入手,但如果工作未能配合行政力量,不能得到各地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的帮助,是很难实际帮助妇女解除切身痛苦的。

[50]
刘清扬:《致各期新运妇女干训班同学书》,《妇女新运通讯》第3卷第3、4期合刊,1941年2月,第2页。

[13]
《本会一年来对抗战建国的新贡献》,《中央日报》副刊《妇女新运》周刊第36号,1940年1月1日,第4版。

妇指会的工作也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肯定,以邓颖超为首的中共长江局妇委和南方局妇委、妇女组选派大批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妇指会及其附属单位任职。1941年1月10日,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登载了《论今年的妇女运动》一文,总结道:“全国二百多个妇女团体,大多数都能团结在蒋夫人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周围同心协力的开展工作”;“工作逐渐深入工厂和农村。如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厂服务队在半年内曾教育了六千九百〇八个女工,动员她们参加‘三八’游行,并且募集了两万两千多元现款。响应各种运动。乡村服务队的足迹,则印遍在四川资中、泸县、内江等二十六县农村的田埂上。她们深入到农妇群,组织了两个县妇女工作队,七八十个乡镇妇女工作队,并且在泸县提拔了四个妇女乡镇长”;“在生产工作方面,也有很多成绩。譬如妇女指导委员会建立的乐山蚕丝实验区和松溉纺织实验区,妇女工艺社,妇运纺织工厂的产品,都有供不应求之势”。[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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