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历史诠释,关于准确理解中庸之道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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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地位、影响与历史诠释

中庸思想是怎么传承的?

引言:

什么是经典?经典是对那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最有智慧的讨论和解答。“中庸”是一个流传很广的儒家理念,但是它所表达的意思一直被误读。那么,《中庸》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么下面这篇清单,共14个要点,让你一篇文章读懂《中庸》。

1.
先说最重要的——“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中国文化流传中最大的误解之一。“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没原则。那恰恰是儒家最痛恨的“乡愿”,也就是表面上忠厚老实,实际上没有道德原则的人。

2.
“中庸”不是“不走极端”,而是“刚刚好”。比如,开车的时候,是向左打方向盘好?还是向右打方向盘好?都错。在特定时间点上,你只有“刚刚好”才能把车开稳。再比如,国家经济是自由放任好?还是计划管制好?都不对。只有在特定情况下给出特定政策,才是治国之道。

3.
人类会思考之后,总想追求一些抽象的“原则”。但是在实践中,没有任何一种原则是完全适用的。有效的实践,总是复杂原则的混合应用,这就是“中庸”。中庸,是我们从观念世界走向实践世界最重要的桥梁。

4.
下面来说《中庸》这本书。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庸》,是“四书”中的之一。其实,它原本只是《礼记》中的一篇。它后来的地位,是组织上不断提拔的后果。到了南宋,朱熹编写出了《中庸章句》,《中庸》的经典地位正式确立,成为“四书”序列里最高级的学问之一。

5. 
别的先不说,《中庸》的文笔确实很好,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它满篇都是对仗、排比,还尽用大词。文章虽然不长,但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成语和名言。在制造成语和名言的密度上,恐怕再没有一篇古文能超过《中庸》。比如“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君子慎独”。读这样的古文,就像在海外旅游,总能碰见老熟人,亲切得很哪。

6.
“中和”是《中庸》的重要概念。人淡淡然没动情绪的状态叫做“中”,情绪虽然发作却合乎节制的状态叫做“和”。你要是读朱熹和王阳明,经常会看到他们说什么
“已发”、“未发”,这些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7.
我们必须理解一个背景:写《中庸》的时候,没有印刷术,字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也就是说,作者心中的读者不是大众,而是特定的君王。你现在读《中庸》的时候,得时时刻刻想着,那些道理不是说给我们普通人听的,它是教给君王怎么以德治天下的。

8.
《中庸》的纲领是书中的前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但它们究竟该怎么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各有各的解释,朱熹的理学版最后胜出。至于到底什么意思?不好意思。

9.
朱熹为《中庸章句》写的序言在一开始就浓墨重彩地渲染了《中庸》的神奇来历。说它的作者是子思,也就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担心真理会失传,于是把它记录下来。上古以来,圣人神王根据天道确立真理的标准,使它代代相传,这就是道统。尧把“允执厥中”四个字传给了舜,舜添了三句话,凑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然后把这十六个字传给了禹。以上这些,你当故事听听就好。

10.
朱熹以上这一小段话,为元、明、清三代的读书人确立了儒学大方向。首先,儒学被发明出一个“道统”,这完全是从佛教学来的,仿佛是高僧传授衣钵。其次,“允执厥中”那十六个字被表彰成圣人心法,号称“十六字心传”,此后儒家阵营内部很多辩论都围着这十六个字打转。

11.
所谓“十六字心传”,虽然出自《尚书·大禹谟》。但其实和尧舜禹无关,纯属后人伪造。这个真相直到清朝才被考据家揭露出来。

12.
《中庸》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名言警句,比如“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自卑”一词就出自这里,但原义是说登山要从山脚开始。再比如“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人亡政息”的出处。还有“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这是教你比别人付出百倍的努力。

13.
西方自由主义用来纪念哈耶克的两句话就是《中庸》里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值得你逐字背下来。

14.
如果你不喜欢“中庸”这个词。那就来一句西方的名言:“一个人同时保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文/陈来

《论语·庸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里,孔子把“中庸”视为最高、最极致的德性,倍加赞扬。在孔子之后,他的孙子孔伋写作《中庸》一文,系统的概括了儒家中庸思想的面貌。

· 提要 ·

关于《中庸》的写作目的,朱熹在集注中揣摩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认为道统始于尧、舜、禹,而所谓的道统精神就是《尚书·大禹谟》中的“允执厥中”思想。这一思想经过商汤、文王和周公,最终传承至了孔丘,孔丘将其进一步发扬广大,创立儒家学说。可见中庸思想并非孔丘独创,它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精神的一个源头。

《中庸》一般认为是子思所作。“中庸”的思想传承有自,《周易》中的中道、中行、中正观念,《尚书》的“执中”观念都可视为中庸思想的渊源,一直到孔子以中庸为至德,提出“执两用中”的思想,中庸开始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到了汉唐时期,郑玄以“用中”解释中庸,从德行论角度诠释中庸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戴颙、梁武帝等人开始以《中庸》为载体寻求儒学与道家、玄学、佛学会通的可能。唐代讨论《中庸》集中于“诚明论”,不过李翱开始注意到关于“性情”的人性论问题,刘禹锡从境界方面理解《中庸》,为宋代《中庸》诠释开了先河。北宋智圆以佛教中道思想理解《中庸》,契嵩认为《中庸》的主要思想是性命之说,“性命说”对理学家产生了影响。宋代统治者也极为重视《中庸》,他们从为政方向认识《中庸》,意在阐扬其中的治国理政思想。道学家的《中庸》诠释贯穿了宋元明清四代,朱子成功促进了儒学从五经到四书研究的转变。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孔丘之后又传承到颜回与曾参。战国初年,曾参亡故,道统才传给子思。子思之时,百家争鸣,异端迭起,为了捍卫道统,发扬“允执厥中”的精神,他写作了《中庸》一书,之后又将它传授于孟子。孟子死后,道统就彻底湮灭了。直到千年之后的周敦颐才通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使其重新复活,《通书》的核心——“诚”——正是《中庸》的核心。之后又经过张载、二程的阐述,最终发扬广大,在朱熹的时代,《中庸》的地位随之提升,被抬到了《四书》的行列之中。

《中庸》这本书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世家》主要是讲孔子生平及其弟子的主要活动,司马迁在这里明确说“子思作《中庸》”。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因为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史记》是伟大的历史着作,所以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司马迁这个明确的记载和肯定,对《中庸》的着作者和着作的时代,作了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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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源远流长什么是“中”?

子思

没有见识的人会误把“中庸”当作“平庸”,没有哲学修养的人则把“中庸”解释为折中主义、调和论,他们大多是用西洋人的理论、概念和词汇来解释中国人的精神。就好比一个外国科学家走进中国的艺术馆,他只能用化学的眼光来观看青花瓷,虽然可以分析出它的物质材料,知道那些纹样是用什么技术描绘出来的,却看不懂纹样的寓意,理解不了内在的文化。

司马迁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历史学着作就是《汉书》。《汉书》比《史记》增多的一类记述就是《艺文志》,这是关于图书流传的着录。在《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中庸说》二篇”。对这个讲法,后世也有一些不同的分析。有些人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在当时应该是分成上下两篇。《汉书·艺文志》的作者,他看到的是有两篇的《中庸》,所以他就着录《中庸说》二篇。那么真正的文献,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庸》文本,最早它是见于《礼记》。汉代的戴圣,他编的《礼记》,名叫《小戴礼记》,共四十九篇,其中第三十一篇就是《中庸》。这是《中庸》作为完整的文献文本,我们最早看到的就是在《礼记》中。

我们是中国人,自然更不能用西方人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传统了。而且哲学概念游移不定,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孔子也说:“予欲无言。”我们研究中庸思想,不能执着于概念,不要妄想一定要给“中庸”下个最终的定义。

关于《中庸》的作者是子思,《孔丛子》也有记载。《孔丛子·居卫篇》里面就引了子思自己的话,他说他的祖先是孔子,“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1]孔子困于陈蔡作了《春秋》,我困于宋,也要作个东西出来,于是他就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另外,在《孔丛子》里面还记录了鲁穆公与子思的一个对话,鲁穆公问子思,说你的书里面记了很多夫子之言,就是孔夫子之言,有些人认为这其实是你自己的话,“或者以谓子之辞”。子思说,我记的那个吾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2],有的是我亲耳听到的,有的是听别人转述的,但是总体来讲“不失其意”也,它的大意都保存下来了。以上记述表明,《中庸》的作者应该是子思。所以,从汉代以后,一直到唐代,历代都接受,都认为子思作《中庸》。

何谓“中庸”?程颐曾解释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则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从《中庸》本身的论述来看,程颐与朱熹的解释是准确的。

但是到了北宋,对这个问题有了不同的声音。北宋思想家、文学家欧阳修,他从内容开始提出对作者的怀疑,《中庸》到底是不是子思作的。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子思是圣人之后,他是孔夫子的孙子,“所传宜得其真”,他传下来的东西应该是真实的,“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3]可是他这个说法里面有的跟孔子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什么方面《中庸》里面讲的,跟孔子讲的不一样呢?他说,我们看《论语》,孔子是一个圣人,但是他是“学而后至,久而后成”,他是一个“学而知之”的圣人。

“中”就是适度,不偏不倚之意。在孔子的思想中,“过”与“不及”是一对矛盾范畴。子贡曾经问孔丘说:子张与子夏这个两个弟子那个更贤能些?孔丘说子张“太过”,子夏“又不足”。子贡因此问:是否可以说子张更贤能些?孔子却回答:“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一样,都偏离了“中”的原则,因此它们之间无所谓优劣,或者说同样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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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把握住“中”的意思,我们可以使用排除的办法,把一切不属于“过”或“不及”的都归为“中”。“中庸”的“中”就是既不“过”也无“不及”,处于和谐、合适的状态。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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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子思在《中庸》里面讲“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道”,这意味着“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4],

孔门问答什么是“庸”?

那就是在“学而知之”以外,还有“生而知之”这样的人。他说,孔子尚且是需要经过学习才达到圣人的,如果说还有“生而知之”者,不用学就能成为圣人的,那谁能当得起?那就没人当得起了。所以他认为这个讲法,是一个“无用之空言”,是一个空话,没有用。这种观点,在他看来是有点荒谬的,不像是孔子的话。既然不像是孔子的话,这个作品的作者应该就不是子思。所以,欧阳修对作者是不是子思提出了一些怀疑。宋代以后,就对《中庸》作者有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总体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学者还是接受子思作《中庸》这个结论。

至于“庸”,程颐说是“不易”,朱熹说是“平常”,这里的“不易”和“平常”不是静止不变的意思,而是孔子所说的那种“道不远人”,意指道统思想是一种人道思想,不是天道、神道或者其他思想。儒家的思想注重的就是人道,体现对人的关怀,儒者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伦理、政治、道德和教育等等。

先秦中庸思想的发展

孔子与老子的一个区别在于孔丘很少讲阴阳五行等天道、玄学方面的东西。老子常讲“玄而又玄”的理论,而孔子读《易》只关心里面的人道精神,说:“《易》我后其祝卜矣”,“吾求德而已”。这颇似苏格拉底跟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自然哲学家的区别。

《中庸》的核心概念就是中庸。“中庸”这个词也可以分解为“中”和“庸”,在这个意义上,中庸的思想不是到子思才出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庸”,特别是“中”“和”这些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传承有自,有很古老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来讲。

孔子与墨子的区别又在于墨子讲“天志”、“明鬼”,而孔子直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始终关心的是人道。

第一,《易》之中道。《易》就是《周易》。《周易》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概念是常用的,比如说“中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行为的行;像“中正”,“中道”,还有“得中”,这样的概念,在《周易》里面是常见的,其中都有“中”这个概念出现,这就表示在《周易》里面,“中”是很重要的概念。当然《周易》成书不是一时一地一下子形成的,经历一个过程。最早,有些卦爻辞可能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周易》里面出现的这些与“中”有关的观点,代表了至少在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文化对“中”观念的重视、了解。《观》卦彖辞说“中正以观天下”,《豫》卦小象辞说“以中正也”,都强调中正。“中”这个概念应该说在早期,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中正。《蛊》卦小象辞讲“得中道也”,提出了“中道”的概念。“中道”在当时来看,联系前面说的一些卦辞,其主要含义应该是中正之道。

由此可知,孔子的儒家精神,尧舜禹的道统始终是把人放在第一位的,以人为本,人事才是道统所关心的重点问题,天道与鬼神都是次要的。因此,《论语·述而》说:“子不语力、乱、神。”

那么与“中道”、“中正”的观念相连接,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中行”。《夬》卦九五爻辞讲“中行,无咎”,如果你能够中行的话,就不会有什么灾祸。《泰》卦九二爻辞“得尚于中行”,小象辞说“以光大也”。所以这些在《周易》里面的内容中,我们看到对“中行”、“中正”、“中道”这些概念的重视。应该说在儒家五经里面,对“中”提倡最多的一部经典,就是《周易》。《同人》卦彖辞也讲“文明以健,中正而应”,等等,类似的表述在《周易》里还有很多。这是从先秦看《中庸》思想的根源,第一部书就是《周易》。那么《周易》里面关于中正之道、中道的思想,最有代表性。

“中庸”的“庸”所具有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平常的人事,关心现实世界、关心现实生活、关心现实中身边的人,而不是去迷恋那些古怪的、启示的、抽象的、神秘的宗教妖魔之事,或者无法进行实践的形而上幻想。第二层意思就是《中庸》里说的道统思想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平常的,只是人们没有发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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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道统精神的核心思想就是尧舜禹说“允执厥中”,在孔丘和子思那里称之为“中庸”。道统精神以人道为主题,触及到人们的平常生活,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不偏不倚,不“过”也无“不及”,正好合适、和谐。

第二,《书》之“执中”。《书》就是《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允执厥中”。“允执厥中”,后人就把它简化为“执中”。孟子说汤“执中”,“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就是说在大禹之后,汤也是讲“执中”的。《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以从尧、舜、禹到汤,很早就开始有这种“执中”的概念。什么是“执中”呢?这个“中”跟前面《周易》所讲的这种“中正”的观念,应该是接近的。但是在《尚书》里面讲的“中”,它更强调中正不偏。《尚书》特别强调“无偏无倚”的思想,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不能偏上,也不能偏下,《尚书·洪范》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可见,《尚书》里面所讲的“执中”,虽然也包含了中正之道的意义,但是它更具体地表达了“无偏无倚”这样一种“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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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在《尚书》里面,也把它上升为一种德行,就是说“中”不仅是道,而且也是德。道是根本的原则,比如说中正之道,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在古代的政治文化里面,它是一个基本价值。在最近几年看到的一些出土文献里面,在记载上古历史的时候,都很强调这个“中”,它发挥了价值作用。但是在《尚书》里面,如《酒诰》篇讲“作稽中德”。《周易》讲“中道”,《尚书》讲“中德”,那就是说“中”,它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中正之道,它也是人之德,是从天子到庶人的一个基本的德行。在《尚书》里面,“中”字虽然没有《周易》里面出现那么多,但是从它出现的历史来看,它是从尧舜禹一直往下相传,天子都非常重视这个“中”的把握。“执中”的“执”应该是把握的意思,要掌握住这个中正之道,这个根本的原则。这是上古时代,特别在政治领域,对“中”概念的一种重视。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有“道不远人”的主张中庸思想是天赋的吗?

“执中”是从尧舜禹到汤,都已经非常重视的一个观念。这个“中”不可能跟后来的中庸的“中”没有关系。比如说“执中”,到了后来,大家更多地把它表达为“执两用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发展。在《尚书》里面,虽然有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关于“执中”这个表达,还没有用“执两用中”。到了孔子这个时代,就开始出现“执两用中”的概念,“执其两端而用其中”5],不走极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不偏不倚。那么“执两用中”,当然就有“用中”的概念出现了。从后来的理解,“用中”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用中。因为庸就是用的意思。所以,中庸也就是用中。我们说从“执中”到“执两用中”,到“用中”,到“中庸”,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关于《中庸》的核心内容,程颐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这是把《中庸》当做孔门的“心法”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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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炎武表示质疑,他在《日知录·心学》里说:“《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可无酌。”顾炎武认为孔丘从来就没讲过什么心法,心法是佛教的用语。在程颐之前,唐朝的惠能写出《坛经》,在其中大讲心法,传授“从心”、“顺心”的道理,这才影响到了宋代的儒者。

第三,孔子论“中”。《论语》里面,孔子明确把“中庸”作为重要的德行,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至德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德行。这可以说是对《尚书》之“中德”作了明确的发展。《尧曰》篇记述了“允执其中”,这与《尚书》可以呼应。那么《尚书·大禹谟》,后人认为这一篇为古文《尚书》,有可疑之处,不是《尚书》的原本,可能是后人根据一些残留的片段,把它编成的。但是,《尧曰》篇的“允执其中”,与《大禹谟》的“允执厥中”不是巧合。应该说,《大禹谟》这一篇所组成的资料,它是《尚书》的原始资料的一部分,至少表达了跟《尚书》那个时代的同期思想。所以它能够跟《论语》有这个巧合。但是从孔子开始,我们看孔门论“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发展,除了把中庸作为至德以外,他强调这个“中”的“无过不及”的一面,如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论语》里,孔子还讲“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一个是进取,一个是有所不为,“不为”就有点不及,“进取”就有点过。孔子还说“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所以在《论语》里,孔子论“中”,不但继承了《周易》的“中行”的观念,而且把这个“中行”与“过犹不及”联系在一起。什么是中行?中行就是过犹不及,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这个就是中行。这也可以说发展了“不偏不倚”的思想。但是比较起来,我们说“不偏不倚”的这种思想,不如“过犹不及”在人生实践上我们体会得那么亲切。

顾炎武认为原始的儒学或者说孔丘本人的儒学不是从“从心”、“顺心”说起的,因为“从心”和“顺心”是修道的终点而不是起点。孔丘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自己一直修身到七十岁,才能做到顺从自我的内心行动又不逾越礼的界限,没有“过”和“不及”,能够随心所欲,应用自如的到达“中”的境界。可见,中庸是思想应是一种需要修行以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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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修身来到达这种从心所欲的境界呢?孔丘的主张是“操心”,就是要修炼自己的内心,培养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直接诉求于内心或者顺从内心。孔丘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句话就证明了心和仁并不是统一的,而是能够互相分离和违背,心有时会违背仁,颜回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能够坚持“操心”,使自己的内心长达三个月还不违背仁。孔丘又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批评的就是那些不肯操心的人。

在孔子的影响下,《礼记·中庸》之外,《丧服四制》里面说“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是讲丧礼的实践怎么掌握,有一个中庸。什么是中庸?指三年之期。超过了、变成四年不行,两年不及也不行。所以“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这也是秉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用“过犹不及”来显示“中庸”“中行”的独立不移、恰好的意义。从《尚书》的“执中”思想,到孔子论中庸的思想,从“执两用中”,到“丧之中庸”,我们看到,“中”不仅像《周易》和《尚书》里讲中正之道的意义,它开始发展出一个新意义,受到孔门的重视:就是它代表一个恰当合理的标准之度,它已经是对度的一个把握和呈现。它是在我们人的生活实践里边,最恰当、最合理的一个标准。这个实践,当然包括政治,也包括人生的其他方面。这表明了“中”和“中庸”的概念,到了孔门这个时代,已经明确成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这是儒家的一种实践智慧。在《礼记·中庸》篇也讲“知者过之,愚者不及”的问题,也明确提出这个思想。

后世的儒学,特别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则把关系颠倒了过来,以“从心”为起点。认为人心无需操练,本身就是纯然优良的,只是被私欲蒙蔽了。因此要求人们要“致良知”,去除人欲,回归本心,这就不是“操心”而是“求心”了。而且讲究的也不再是长久的修行,而是一时的顿悟,显然这是佛学、禅宗的影响,而非儒学本身。

汉唐时期的《中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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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我们先谈一下经学与《中庸》。

陆王心学孔子和孟子有什么区别?

东汉时期着名经学家郑玄,曾给《礼记》作注,因为《中庸》是《礼记》的一篇,所以里面也包含了对《中庸》的注解。他当时有一个最基本的论断,说中庸的庸是什么呢?“庸,用也”6]。如果庸就是用,那中庸就是“用中”,怎么把“中”这个概念用到我们的生活,用到我们的实践?郑玄认为《中庸》是“记中和之为用也”7]。因为《中庸》首章就是讲中和,中和怎么来用,这就是《中庸》这篇文章要讲的。郑玄又说,“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这样,关于《中庸》题解,郑玄讲了三句话,“庸,用也”、“记中和之为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他实际上是用“用中”来解释中庸,应该说这个解释符合孔子以来的思想。

用“求心”来代替“操心”的心学思想来自于《孟子》,孟子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在这里,孟子是以性善的天赋论为前提,他改变了孔子的“操心”思想,并且变相的说“操心”是揠苗助长。认为心本来就是善的、仁的,不需要人为来助长它。孟子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与孔子说的:“从心所欲”又不同,孔子并不主张寡欲,而是讲欲望需合乎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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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别的根源就在于孟子有天赋论的思想,而孔子没有。孟子的天赋论思想就是来源于《中庸》。

郑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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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看到郑玄注《礼记》所带来的重要影响。郑玄注《礼记》,因为他是汉代的大儒、最博学的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影响,使《礼记》这部书,与《仪礼》、《周礼》并列为三礼。以前这三部书是各自成立,《礼记》的地位比较低。有了郑玄注《礼记》,大家就开始有了三礼之说,认为这三部礼书应该是一个整体。这就把《礼记》提高到与《周礼》、《仪礼》同等的地位。因为过去只把《仪礼》看作是古代的《礼经》,因此,五经里面的《礼经》,在汉代主要就是指《仪礼》。而《礼记》,它叫做“记”,表示它是对经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其地位当然是要比经低一些。可是由于郑玄注了《礼记》,而且注得非常好,这就使《礼记》的影响变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在汉魏之交就开始“三礼”并称。

孔孟之间也存在不同之处

到了魏文帝的时候,《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里面就说“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8]。《礼记》立在学官,这个是西汉时代所没有的,东汉时代也没有,到了魏文帝的时候开始有。这是《礼记》第一次列于学官。那么“列于学官”,当然就要置博士来专门研究。不仅如此,到了东晋元帝的时候,这个变化更大了,郑玄注的《礼记》置了博士,而《仪礼》、《周礼》不置博士。《礼记》的地位就超过了《仪礼》。置博士就表示朝廷设立专门人员来支持这项研究,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只有郑注的《礼记》置博士,连《仪礼》都没有再置博士。这是郑注《礼记》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在古代经学,是不是“经”,能否列于学官置博士,这对经典文献的影响非常大。到了唐代有《五经正义》的刊行,由国家正式颁布天下。《五经正义》,其中《礼》就是指《礼记》,不是《仪礼》,也不是《周礼》。也就是说汉人称为三礼的典籍里面,只有《礼记》在这时正式确立为经。也可以说,到了唐朝,到《五经正义》的时代,《礼记》正式升格为经。与此同时,《中庸》就随着《礼记》地位的提升,变成整个经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中庸》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讲天赋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性”就是“天命”,它是天生所赋予人的。“性”既然是天赋的,那么道统思想就是要遵循和顺从这种“性”,而传授道统思想、修身养心就是“教”,这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其次,佛老与《中庸》。

《中庸》认为从尧、舜、禹传承下来的那个道统思想是源自于我们对自己的天赋本性的依循,道统思想就是依顺本性而产生的思想,把它宣扬出来就是“教”。这样,整个儒学或者道统思想就该叫做“天性之学”了,因为它的对象和内容都是“天性”。中庸是需要修行才能达到的境界

在佛老的影响里边,《中庸》也开始受到关注。比较早期能看到的就是南朝的戴颙,《宋书》记载,他曾为《中庸》作注。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他是汉代以后,个人为《中庸》作注最早的一个人。此前像郑玄,还都是把《中庸》作为《礼记》的一部分来注的。但是戴颙,他专门把《中庸》提出来,为之作注,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表明《中庸》在南朝时代,它在《礼记》各篇里面受到了特别重视。今天讲《中庸》是四书之一,备受重视,那是宋代才有的。宋代以前,一般人把它作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并没有特别来重视它。可是在南北朝时代,开始受到特别重视。戴颙还曾经着有《逍遥论》,《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因为那时老庄和玄学很流行,他注《逍遥游》,说明他应该是在老庄学方面浸润很深。如果跟这个时代的思潮关联起来看,他对《中庸》的理解,可能受到道家、玄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庸》的传承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是儒家自己的事,《中庸》开始发挥另一方面的历史作用,就是沟通儒学与佛老。老庄和玄学的人士也开始关注《中庸》,力求在这里面实现一种儒道的融通。所以《中庸》的历史作用,在南北朝发生了标志性的转变,不仅仅是儒家经学传承它、关注它,而且儒家以外的其他的哲学、宗教思想体系也开始关注它。这是值得关注的。

孔丘是怎么说的呢?《论语》记载,“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很明显,孔丘是不常讲“天道”与“性”的,孔丘认为这些东西已经“远人”了,违背了“庸”的原则,而他主张的正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更突出的是梁武帝萧衍,他是信佛的人。但是他信佛,主要是在晚年。早期,他还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大。他曾有诗《述三教》,自述说“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9]。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周公、孔子,努力学习六经,用“穷”这个字表示他真正下了工夫。梁武帝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君主,主要因为是他对佛教的虔诚态度。他信佛,经常舍身进佛寺。但是朝中不能没有君主,大臣就得把他赎出来,用很多的钱去赎他,这个钱就归了佛教。他有一部着作叫《中庸讲疏》,这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是并没有传下来。他的《中庸讲疏》,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戴颙为《中庸》作传注更有意义。因为他在历史上影响大,特别是他跟佛教有很特殊的关系,《中庸讲疏》可以说表达了梁武帝萧衍寻求儒佛会通的一个方式。

《论语》里,孔丘讲“性”的地方只有一条,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差不多是唯物主义的白板论,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说明除了最高的智者和最低的蠢才之外,所有人的习性都是可以改变的。性本来就是一块白板,只有人经过后天去学习、去“多闻”、“多见”才能有真正的知。因此,那种认为天赋本性,本性善良,本性无法改变的说法是孔子所没有主张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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