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家真有这么多,唐宋八大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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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末以来,学诗者祖杜,学文者宗韩柳。《杜集》《韩集》《柳集》在宋代即号为“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五百家注柳”。南宋庆元六年魏仲举刊有集注本《韩集》,其书首题曰《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同时魏仲举另编刻了《五百家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嘉定九年,黄希、黄鹤父子成《黄氏补注杜诗》,其书首题《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后或作《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生平
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思想
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文学主张与创作
创作理论上:他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众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同工异曲”、”俱收并蓄”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但也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尤其是以议论为诗,甚至通篇议论,把诗歌写成押韵的理论,对宋代以后的诗歌产生了不良影响。
文集与参考资料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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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冗长的书题,有书商的营销色彩,至于“千家”或“五百家”,并不是确切的数字,所谓“五百家注韩”,统计只三百六十八家,而“千家注杜”更是不满百家,四库全书总目称《集千家注杜诗》:“所採不满百家,而题曰千家,盖务夸摭拾之富。”数字虽有夸大的成分,但却可见《韩集》与《杜集》在当时的流行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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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南阳邓州人。因河北昌黎系韩氏郡望,世称“韩昌黎”。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特别是在文学上,成就卓著,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有《韩昌黎先生集》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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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

《五百家注韩昌黎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唐]韩愈 撰 宋]魏仲举
集注 郝润华 王东峰 整理

韩愈的思想渊源于儒家,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魏仲举编刻《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是韩愈诗文集的首个集注本,该书集注部分征引资料十分广博丰赡,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与资料价值,在《韩集》流传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人傅增湘即称赞:“读《韩集》者,若求集注,当以魏仲举本为优。”刘真伦先生进而指出:“《五百家注》所征引的不少典籍后代已经失传,注文所引,可供辑佚;五百家所提供的多种文献的宋代传本与今传本存在文字差异,可供校勘。除此之外,《五百家注》征引的部分文字虽然没有注明出处,却依然有线索可以稽考。……类似的线索在《五百家注》中还有不少,凡此均表明,《五百家注》的文献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杨国安先生亦评价说:“魏本的价值是其他宋本《韩集》及后代所刻《韩集》无法替代的。”其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韩愈积极倡导古文运动,从事古文写作。无论是给皇帝上书,给亲友写信,还是写各种体裁的文章,他都是按先秦、两汉的古文要求精心撰写。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上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他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他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他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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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感情充沛、雄奇奔放、明快流畅,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辑佚价值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比喻巧妙,寄慨深远,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学习儒家经书的,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融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记文学挚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韩愈也有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的文献价值,首先体现在其辑佚方面。该书保存了大量现已亡佚的唐宋《韩集》校注成果,如唐代令狐澄本、赵德文录、南唐保大本;宋代孙汝听、柳开、严有翼、樊汝霖、洪兴祖等人的笺注等。如卷二《落叶一首送陈羽》的题解及诗歌夹注,魏本分别选用了孙汝听《韩集全解》、樊汝霖《韩集谱注》、韩醇《诂训唐昌黎先生文集》的校注成果;卷七《大安池》“欲知前面花多少”,魏本补注云:“‘少’字,一本作‘处’。《笔墨闲录》云:令狐澄本作‘多少’,字胜‘处’字十倍矣。”卷五《双鸟》,魏本集中引“柳曰”共十九条,即源自北宋刘开的《双鸟诗解》。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四库全书总目》因此评价说:“其间如洪兴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蒋璨、任渊、孙汝听……,有考证、音训者凡数十家。原书世多失传,犹赖此以获见一二,亦不可谓非仲举之功也。”

韩愈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同工异曲”、“俱收并蓄”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自谓“不可时施,只以自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

另外,魏本在校注的基础上,又汇集了宋人对韩愈诗文作品及其思想评价的资料。这些相关的评论或在题注下,或在文中,也有的在文后,内容涉及对诗文主题的理解,对作品艺术风格、手法的评析,对某一段或某一句的评论,也有的涉及到韩愈一生的道德学问、立身行事等等。这些评论材料多散见于各家文集中,虽然零碎,但往往极为鲜明重要,可惜的是有些现已散佚,通过魏本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如卷十一《原道》文末,魏本引月溪姜氏《广原道》曰:

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是另行系年的集注本。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年谱以宋洪兴祖《韩子年谱》最为详备。赵翼《瓯北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林纾《韩柳文研究法》中有关部分,是评论其诗文的代表著作。

杨、墨之道,各执其偏,皆足以为道之贼也。虽然,周衰,兼爱之道微,而为我之道胜。故《原道》之作,首以“博爱”为言,而终之曰“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至读《墨子》,则又取其兼爱之义,以为与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作《王承福传》曰:“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伸“兼爱”之道,破为我之贼。后世未有能明之者,犹执孟子“无父”之说而排之,是不通于世变者也。

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人们很喜爱他的文章,许多人向他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多。后来他又得到散文大家柳宗元的支持,古文业绩更加斐然。二、三十年后,古文逐渐压倒了骈体文,占据了文坛的主要地位。韩愈倡导古文,虽然带来了讲才学、发议论、追求险怪等风气,但也在文坛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姜氏《广原道》应是专为阐发韩愈《原道》而作,惜早已亡佚,但可通过魏本进行辑佚。

魏本附录的许多与韩愈酬唱赠答的僚友作品,保存了某些已经散佚的文献资料。如卷二《醉赠张秘书》“君诗多态度,蔼蔼春空云”,魏本引樊汝霖注:“彻诗不见于世,唯《会合联句》有‘愁去剧箭飞,欢来若泉涌’、‘马辞虎豹怒,舟出蛟鳖恐’两联,亦奇语也。”再如卷九《答张十一功曹》,前附张署诗,题解云:“唐本有此诗。按:公集赠张十一功曹署诗颇多,而署诗绝不可见,可见者惟此篇,故录之。”因为魏本的附录,清代编纂《全唐诗》时才据此辑录张署诗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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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价值

魏本所引用某些作品的文字与后世所传不同,可供校勘。如卷一《秋怀诗》十一首:“尔生还不早(补注:东坡诗云‘勿讶昌黎公,恨尔生不早’。谓此语也)。”今本苏轼《小圃五咏·甘菊》则为“颇讶昌黎翁,恨尔生不早”。再如卷四《苦寒》:“羲和送日出(孙曰:《山海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国,有女子曰羲和,为帝悦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说:“大荒南经原文:‘甘泉’作‘甘水’,‘帝悦’作‘帝俊’。”与魏本文字有异。

魏本中的韩愈诗文本身也有与他本有异者,如卷一《感二鸟赋》“行见有笼白乌”文谠本、《韩文考异》均作“见行有笼白乌”。又,“与百千人”,《韩文考异》作“与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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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图藏宋本五百家注音辩昌黎集

诸如此类,显示了魏本的校勘资料,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又如卷二九《唐故秘书少监赠绛州刺史独孤府君墓志铭》“选授协律郎”。朱熹《考异》及《全唐文》,“协律郎”均作“奉礼郎”,与魏本不同。又如《四库全书考证》卷九二《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不当京师百万分之一(案:《五百家注》无‘万’字,与此异。)”卷六《送石处士序》,“戒行李(刊本‘李’讹‘事’,据《五百家注》本改。)”均为校勘文本的范例。

韩愈碑志文多有石刻,原刻或已不存,但魏本往往出校记云“某字石本作某”之类,保存了石刻的异文,可资校勘。如卷三十一《南海神庙碑》题解,魏本集注引欧阳修语:“《昌黎集》类多讹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石刻人家多有故也。”再如卷三〇《唐故少府监胡公墓神道碑》“明年七月”,魏本校注:“石本作‘八月十四日’
。”“以公之族出、处文、行治、历官、寿年为书”,魏本校注:“石本无‘处文’二字。”“以语宰相”,魏本校注:“石本作‘丞相’。”“可为成德”,魏本校注:“石本作‘可谓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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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价值

魏本的题解及正文中的夹注、评点,含有创作时间、地点、动机、时代背景等内容,书中又附录了两《唐书·韩愈传》,《墓志》、《神道碑》、《行状》,以及其他作者与韩愈唱和、赠答、送别等群体活动的记述,是研究韩愈本人的思想、创作及中唐时期文学风气的重要史料依据;魏本附录的《韩集》序跋,提供了该书的传承流布、编纂经过、编撰体例、刊刻情况等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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