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内容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2016年04月05日 14:21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27 分享到:

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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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内容:一、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全会同意3月下旬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纪要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二、会议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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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①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⑩指《光明日报》。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⑤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1页。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④同上。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月18日。

  ⑨应为20日。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⑩毛泽东对1959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⑧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③同上。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③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⑩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1年1月20日。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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