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传记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这时起,国共双方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谈判和接触,周恩来也指导了这项工作。后来,国民党同共产党发展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常驻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党的领导工作。这样,从1936年到1946年,同国民党代表协商谈判,就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工作。国外称他是一个伟大的谈判家。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但是,党和革命事业需要他在后方,而且是在国民党地区,去从事艰难的前所未有的谈判工作。他服从组织的分派,在白色恐怖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新的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十年谈判生涯,可以从1936年4月9日晚同张学良的会谈说起。
  4月9日下午,张学良在王以哲、刘鼎等陪同下从洛川飞抵肤施(延安)。他们来到天主教堂,在暮色苍茫中等候着。马蹄声里,周恩来和李克农到达了。会谈进行了一晚上,周恩来的高屋建瓴、深刻透辟的发言和周到恰切、解决实际问题的分析,使张学良感到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在联共抗日问题上的主张和积极态度,也使周恩来感到欣慰。谈的结果,张学良完全同意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这事。对于蒋介石,张学良认为蒋现在是在歧路上,有可能争取其抗战。要他本人目前反蒋还做不到,但是蒋介石如果投降日本,他会离开蒋介石。周恩来表示,关于朕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意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次会谈,为中国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电复张学良,表示“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
  12月15日,周恩来偕罗瑞卿、杜理卿等18人启程,17日到达西安,傍晚就同张学良会谈。行前,中共中央交代的是去看一看,了解具体情况以便作出决断。会谈中,周恩来表示的态度是:要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障。双方商定了同宋子文的谈判条件。6日,他电告中共中央说,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时表示强硬,现在也转取调和以求恢复自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电,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发表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周恩来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事变中,蒋介石的诺言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一到杭州,二上庐山,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面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并领导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他坚持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团结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的危险,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认为,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由于蒋介石在各段时间里对抗日、对中共的态度、政策是有变化的,形势是发展的,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应当随之而相应地有所侧重而不要定型化。他说:“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了1943年,“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
  蒋介石在抗成初期有过假手日军消灭开往前线的八路军的打算,但未能实现。1938年,他主要想从组织上溶化共产党,想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成为其中的一个派,但也没有得逞。在1938年以前,总的说蒋介石抗战还比较努力,周恩来往往耐心地就国共合作问题解释中共方面的态度,注重于推动蒋走向进步。1939年以后,蒋介石的重心转向了反共。从这时起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反共倾向总的说是逐渐增加的。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始到1942年以前,他采取了军事上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策略。1940年策划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这期间,周恩来对蒋介石仍在抗战这一点,还是鼓励的,但同时批评蒋介石国民党“溶共”、“剿共”等行为是在破坏抗战。1941年国民党采取军事“剿共”行动,发动皖南事变,周恩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著名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已经成为这一事件的重要历史见证。但是在这一年的反共转入低潮后,周恩来立即努力争取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后来就恢复了对话。1942年和1943年,蒋介石看到从军事上采取反共高潮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引起国际国内一片反对,因而改用政治解决的策略。他两次提出要对共产党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甚至提出想同毛泽东直接会晤。周恩来分析了这一情况,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共产党是在组织溶化和军事削弱或消灭不曾得手之后,才改取政治解决办法的,他的所谓政治解决,“是要我们屈服”,“是我们听命于他的领导,即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决非民主的合作和乎等的协商”。“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是如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后来,周恩来又指出:国内外各种复杂条件的相互影响,迫使国民党决定用政治解决的办法来代替军事解决,就是说用控制共产党来代替削弱、消灭共产党,“这种代替并非完全取消”,我们要采取相应的对策。
  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改善国共关系的契机,对于蒋介石任何一种类似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好表示,都采取积极的反应。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反共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需要“我们保持十分的警惕”。他机动谨慎地处理各种问题,取得很大成效。
  在这场复杂、艰巨的斗争中,周恩来重视一切积极的力量,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时,他已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干革命,人越多越好,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思想上可以‘求同存异’”。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内有矛盾的各派力量,都是他争取的对象。在重庆期间,他是沈钧儒、张申府、章伯钩等家中的常客,常同他们以及邹韬奋、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等阐述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政治局势恶化时,他每晚到重庆民生路《新华日报》门市部二楼会见知识界朋友。他经常接触各界人士,宣传中共主张,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给了党外各界人士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在香港的蔡元培就说过:“周恩来了不起,真了不起。”中共的一位朋友曾说:“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1941年3月19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诞生了,它包括了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称民社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等。10月10日,这个组织公开一宣布成立,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予以支持,称之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1944年9月,它改组成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周恩来由延安到重庆,向国民党和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民主同盟立即发表声明,表示响应。之后,黄炎培、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筹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和马叙伦、王绍鉴等筹组的中国民主促进会于1945年12月成立。许德珩、诸辅成等筹组的九三学社于1946年5月成立。他们都受到周恩来的支持和影响,基本上与中国共产党政见略同,行动一致。所以,这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一政治体制的雏形。
  另一方面,周恩来把“与各地方军队联系”列为统一战线的原则之一。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嫡系如张治中等也作了大量工作,团结他们坚决抗战。这也为后来解放战争时期争取他们起义或合作打下了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周恩来同许多国家驻华使馆的官员和一些援华组织成员广泛地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朋友。他同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常有往来,会见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威尔基、拉铁摩尔,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经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同国际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艾黎、爱泼斯坦等过从甚多;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咸、学者费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也有交往;并且接待了许多外国记者。通过这许多活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为中共同国外的接触打开了局面,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世界。周恩来给了他们深刻的、良好的印象。费正清写道:“周恩来的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的事业。”谢伟思说:“周是非常熟练的、敏感的、感觉力强的、明智的人。”“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很多外国人士正是通过周息来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正直和代表着中国的光明前途。
  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接着就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在整风会上,他对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认真严肃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本质是忠厚的、诚实的。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并检查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会上,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和指责。他曾对自己作了过分的检讨。1945年4月至6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发言中说到自己在党的三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了胜利。双方的力量,在战争中都得到了发展。
  “七七”事变时,国民党方面共有陆军现役兵170多万人,海军有73艘舰艇共6万吨,各种飞机300多架。到抗战结束,已有正规军200万人,非正规军100多万人,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100多万人,共有军事力量400多万人,拥有广大的地域,接收了日本侵华部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得到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抗战中在敌后战场,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枝(挺)、各种炮1800余门,解放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2亿余,解放区分布于19个省区。在残酷的械争中,军队得到锻炼和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发展到120余万人。
  据美国白皮书所说,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比较,“在作战部队及枪械上,拥有五对一的优势。实际上是垄断了所有的重武器、运输工具和无可抗拒的空军”。而且,“在对日战争胜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实行一个装备适应中国政府需要的空军计划,和三十九师的陆军的计划。”国民党好战派凭借其优势兵力和装备,坚持内战的方针,后来使自己在政治上丧尽人心,在军事上一败涂地。
  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认为“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决定今后“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试图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谈判是艰难曲折的,但总算形成了一个《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在重庆曾家岩校园举行签字仪式。12日,这个《纪要》由国共双方加以公布。这是一个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不得不承认要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避免内战。
  然而,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内颁发了
  “剿匪”密令,令其将领遵照他所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后来,又经多方努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了停战命令。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一天开幕。周愿来在政协会议开幕会上吁吁:“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我们中共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协会议开到1月31日闭幕,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周恩来在闭幕会上说:虽然这些协议和中共历来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这些协议是好的,是各方面互让互谅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保证为这些协议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但是,3月1日开始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了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力争和平。因此,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又进行了维护政协决议的努力和斗争。到6月11日,周恩来和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还致函马叙伦等,说“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19日,他还会见司徒雪替(7月就任美国驻华大使)并请司徒雷登转告马歇尔:中共愿意和平,愿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马歇尔为特使,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双方的关系。马歇尔说,杜鲁门的指示是:“万一我无法从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这是美方的基本立场。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和平已经无望,但谈判仍未停止。7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目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还会继续一个时期。在这段时期,周恩来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一方面安排此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南方的秘密工作,布置人员的坚持、疏散和隐蔽;另一方面,谈判仍继续进行着。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确,今后将是大打的时期了。主要要靠打得好,消灭蒋介石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对和平抱有幻想,因而这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的环节是争取第三方面,揭穿蒋的和平攻势,虽不能争取到全部不参加‘国大’.如能争取民盟大部不参加,就是胜利。”
  9月间,蒋介石手令北平行辕及第十一、第十二战区部署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进攻。10月9日,周恩来向马歇尔指出:蒋介石攻张家口就是宣布决心放弃谈判走向全面破裂。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国民党政府片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1月11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孙科指出,“国大”一开便是表明政治的分裂。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16日.周恩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党“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及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政协以来和平商谈的道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绝大部分没有参加这个所谓“国大”。
  11月19日,周思来率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结束了十年谈判生涯。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会议肯定了周恩来在外边谈判的成就,认为和平虽不可能实现,但是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谈判整个说来是成功的,证明了同国民党蒋介石妥协的不可能,达到了教育人民的目的。党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敌人是孤立的。今盾要看前线,要赢得战争的胜利。
  这次会议确定了“打”的方针,要孤立蒋介石,进而做到打倒蒋介石。

1946年4月,周恩来在一个茶会上说过:“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也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内许多人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他们原来一直希望日本的侵略能够适可而止,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期待国际社会能对日本实施制裁,使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希望都落了空。华北事变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导演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出台,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开始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
  国内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七月底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同志这样明朗、切实的表示,就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几个月来思想上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解决了,顿时表现非常高兴,并说:‘你们在外边逼,我们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从他的内心说,在炮火连天的民族革命战争中,他是深愿到前方抗日的。这从他在悼念左权同志的文章中,看得很清楚。他写道,“遥望大河以北.请缨有愿;困处茎门之内,杀敌无缘。这虽因岗位有别.但髀肉复生的我,遥闻哀耗,究不能无动于衷”。他是多么希望亲上前线,挥师杀敌呀!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同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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